民国西北军阀里，有三个姓马的，把甘肃、宁夏、青海搅得天翻地覆，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：青海的马步芳外号“土皇帝”，宁夏的马鸿逵人称“宁夏王”，而夹在中间的马鸿宾，老百姓却管他叫“马善人”。
同一个时代，同一个地区走出来的人，口碑天差地别，这就不仅仅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了，更是一个人在时代的浊流里，究竟选择了守住什么、舍弃什么。
讲这段历史，咱们先把这三个人的关系彻底捋清楚。
民国时期盘踞西北的马家军，根子都在甘肃河州，也就是今天的临夏回族自治州。河州这地方，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，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杂居、教派林立的区域，民风彪悍，武人辈出。
马家军的发迹，要从晚清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大起义说起。那场持续十余年的战乱，几乎摧毁了西北的社会秩序，但也催生了一批以军功起家的回族武装首领，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家——马占鳌家、马海晏家和马千龄家。
马占鳌在太子寺一战中以"黑虎掏心"战术大败清军左宗棠部，随后主动请降，被左宗棠收编，其子马安良后来成为西北回族武装的龙头老大。
马海晏是马占鳌的部将，也跟着一起降清，他的儿子马麒后来接了马安良的班，成为青海马家军的奠基人，马步芳正是马麒的儿子，这便是"青马"一系的来路。
第三家就是马千龄家。与马占鳌、马海晏不同的是，马千龄当年没有参与反清起事，反而在动乱中保护过当地汉民，因此在河州回民中属于"温和派"。
马千龄有两个儿子名震天下——长子马福禄、四子马福祥。马福禄生马鸿宾，马福祥生马鸿逵，这便是"宁马"一系的根脉。
三大家族同出河州，论起来都是世交故旧，彼此联姻通好，但在权力和地盘面前，这些交情比纸还薄。
再来说马鸿宾和马鸿逵这对堂兄弟。
他们的父亲马福禄和马福祥是亲兄弟，但命运截然不同。
马福禄生于1854年，自幼习武，光绪二年中武举人，光绪六年中武进士，是河州回族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将领，他先后在甘肃、青海带兵，参与过平定河湟事变，在西北军界根基深厚。
1900年庚子之变，八国联军进犯北京，马福禄奉命率甘军简练军驻守北京正阳门，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，战略位置极其关键。
八月十三日，英军以重炮轰击正阳门城楼，马福禄率部在城楼上死战不退，亲自燃放大炮还击，毙伤英军多人。激战中，一枚炮弹击中城楼，马福禄当场阵亡，同时殉国的还有他的从弟马福贵、马福全，侄子马耀图、马兆图以及百余甘军将士。
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，马福禄时年四十六岁，尸骨无存，家人只寻得他的一缕头发和几片衣甲，带回河州老家安葬，清政府追赠他为振威将军，谥"忠烈"。
马福禄战死时，他的独子马鸿宾年仅十六岁。按照那个年代西北回族武装的惯例，父死子继是理所当然的事，但马鸿宾还太小，撑不起他爹留下的摊子。于是，马福禄的四弟马福祥接手了兄长的部队和家业。
马福祥这个人，跟他那刚烈勇武的哥哥不同，性格圆融，善于交际，长袖善舞。他十四岁就跟着大哥马福禄在军营里滚打，深知"朝中有人好做官"的道理。接掌兵权后，他不但在西北稳住了阵脚，还逐步打通了与北洋政府的关节，先后担任宁夏护军使、绥远都统，把势力从河州一隅扩展到了宁夏平原和河套地区。在北洋军阀混战的乱世里，马福祥在各大势力之间周旋自如，为自己的家族打下了牢固的地盘基础。
马福祥对大哥留下的这根独苗，确实尽了做叔叔的本分。
他把马鸿宾接到自己府中，与亲生儿子马鸿逵一同教养，请了河州最有学问的阿訇和汉族儒生来教他们读书识字，既学四书五经，也学阿拉伯文和伊斯兰经典。
马鸿宾从小就显出一种跟马鸿逵截然不同的性情——马鸿逵活泼外向，争强好胜，什么事都要抢第一；马鸿宾则沉稳内敛，寡言少语，做事一板一眼，像个小大人。
马福祥不止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夸这个侄子"沉静有为，能成大器"，甚至在给北洋政府的公文里，也毫不掩饰对马鸿宾的器重。
民国十年，马福祥给大总统徐世昌的呈文中写道："臣侄马鸿宾，忠烈之后，练达老成，堪当方面之任。"这种公开的赞誉，让渐渐长大的马鸿逵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。
在马鸿逵看来，自己才是亲儿子，凭什么父亲总把最好的话留给堂兄？他私下里跟自己的亲信发牢骚，给马鸿宾起了个外号叫"我家圣人"，这个"圣"字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没有半点尊敬，全是酸溜溜的嘲讽。这句"我家圣人"后来在宁夏军政两界流传开来，成了马鸿宾一个半开玩笑半带刺的标签。
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马家内部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。
1921年，马福祥升任绥远都统，宁夏镇守使一职空缺出来，按资历按年龄，这个位置都该轮到马鸿宾。
马福祥也确实向北京政府推荐了侄子，于是马鸿宾在1921年出任宁夏镇守使，开始了他在宁夏的第一段执政生涯。
这一下，马鸿逵心里的疙瘩彻底变成了解不开的死结。马鸿逵从小就被父亲带在身边历练，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的侍从武官，在北洋军界混了个脸熟，满心以为宁夏这块地盘迟早是自己的，结果父亲把最肥的肉先给了堂兄，他这个亲儿子反而被晾在一边，心里的怨恨可想而知。
不过马鸿逵也不是省油的灯。1925年，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西北，马福祥审时度势，率部归附了冯玉祥。冯玉祥把宁夏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军第七师，马鸿逵当上了师长，马鸿宾反成了他名义上的下属。马鸿逵逮住这个机会，处处跟堂兄别苗头。
有一次马鸿宾的部队路过宁夏境内，按规定要经过马鸿逵的防区，马鸿逵居然下令关闭城门，不许马鸿宾的部队通过。这件事被马福祥知道后，狠狠骂了马鸿逵一顿，但兄弟俩的关系从此再也回不去了。
1930年中原大战后，冯玉祥败北，蒋介石的势力伸入西北。
马福祥抓住时机投靠了蒋介石，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，成了南京政府里的西北事务红人。他利用自己在中央的位置，不遗余力地为子侄们争取地盘。正是在他的运作下，蒋介石在1930年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，但与此同时，马福祥又向蒋介石极力推荐侄子马鸿宾出任甘肃省主席。
蒋介石有些犹豫，毕竟马鸿宾当时手里只有一个师的兵力，甘肃局面复杂，怕他镇不住。马福祥拍着胸脯担保，说这个侄子"老成持重，必能胜任"，于是1931年1月，马鸿宾正式就任甘肃省代理主席，8月又实授主席。一家兼两省主席，马家叔侄在西北的势力达到了巅峰。
可谁能想到，正是这次甘肃任职，成了马鸿宾军事生涯中最大的滑铁卢。
甘肃的局面比宁夏复杂得多。宁夏当时人口不过百万，地广人稀，马家的根基又深，管起来相对顺手。甘肃则不然，各地小军阀林立，雷中田、高振邦这些人各有各的算盘，谁也不服谁。马鸿宾虽然名义上是一省主席，实际上政令出不了兰州城。
更要命的是，他这个人是真想做点事的——他在甘肃推行廉政，要求公职人员降薪，部队核减军饷，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做地方建设。
想法是好的，但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。甘肃的军政官员们跟着前任主席捞惯了油水，突然来个清廉的主官要断他们的财路，这还了得？1931年8月25日，驻扎兰州的国民军暂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联合兰州警察局长高振邦，趁马鸿宾不备发动政变。
马鸿宾毫无防备，在省府公署被叛军扣押，随即被软禁在兰州一处宅院里，这一关就是三个多月。
消息传回南京，蒋介石勃然大怒——堂堂一省主席被人说抓就抓，这成何体统？他严令雷中田放人，但雷中田仗着背后有冯玉祥旧部的势力撑腰，对南京的命令置若罔闻。
最后还是马福祥在南京多方奔走，托了吴佩孚出面斡旋，雷中田才在当年12月释放了马鸿宾，但经此一劫，马鸿宾颜面尽失，甘肃主席也当不下去了，灰头土脸地返回了宁夏。
这场政变，后来在西北被称为"雷马事变"，是民国甘肃史上的一段公案。
灰溜溜地回到宁夏后，马鸿宾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尴尬。
马鸿逵已经是宁夏省主席，军政大权在握，对这个曾经压自己一头的堂兄自然不会客气。他把马鸿宾的部队限制在宁夏南部的中宁、中卫两个小县，补给卡得死死的，不许他染指宁夏核心地盘的军政事务。
马鸿宾倒也认了，在中宁、中卫一带老老实实地练兵，养精蓄锐，等一个翻身的机会。
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。
1933年，日军侵占热河，进逼察哈尔。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，华北震动。
蒋介石担心冯玉祥借抗日之名东山再起，急调各路人马围堵。马鸿逵奉命率部东调，马鸿宾的部队被编入第三十五师，也奉命开赴绥西地区驻防。
这一驻，就是好几年。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马鸿宾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一军，他任军长。八十一军在绥西一带构筑工事，与盘踞包头的日军隔黄河对峙。1939年冬至1940年春，第八十一军参加了著名的绥西战役，马鸿宾率部配合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，在五原、临河一带与日军激战。
日军的装备和训练远在马家军之上，但八十一军的士兵多是河州子弟，吃苦耐劳，熟悉西北的地形和严寒，在冰天雪地里跟日本人打起了游击，打得顽强。
是役，八十一军伤亡千余人，但成功迟滞了日军的进攻，为中国军队最终收复五原立下了功劳。这场仗打完，马鸿宾在前线对部下说过一句话："咱们跟日本人打，是为国尽忠，不是为了谁升官发财。"话虽朴素，在当时的杂牌军将领里，算是难得的清醒。
这里有必要专门说说马鸿宾治军的做派。
在那个"兵匪不分家"的年代，西北马家军的部队在老百姓眼里跟土匪没有太大差别——马步芳的部队抢粮是常态，马鸿逵的兵也好不到哪去，但马鸿宾的八十一军是个例外。
他给部队定了三条死规矩：行军不许踏坏庄稼，驻扎不许擅入民宅，征粮必须按价付钱。每到秋收季节，只要部队驻扎在村庄附近，马鸿宾就会亲自带着当兵的下地帮老百姓割麦子、打谷子，伙食自带，不收百姓一口水。
部下有人抱怨说，咱们是当兵的，不是庄稼汉。
马鸿宾的回答很简单："咱们吃的是百姓种的粮，帮百姓收庄稼天经地义。"
1938年秋，八十一军驻防绥西五原县时正值麦收，马鸿宾调集两千多名官兵下地抢收，三天之内把驻地周围所有麦田收得干干净净。
当地一个老农感慨说："我活了六十多年，见过张作霖的兵、冯玉祥的兵、马步芳的兵，从没见过当官的带着兵帮老百姓收庄稼的。"
这不是作秀——在那个战火纷飞、人人自危的年月，他没那个闲工夫去作秀。这只能说明，他是真的把"不扰民"三个字当成了治军的信条。
当然，这里必须说清楚——马鸿宾不是圣人。他是军阀，军阀该做的事，他也做了。
1927年冯玉祥让他当"甘边剿匪司令"，他带兵去清剿过陇东的地方武装，杀人放火的事虽没有马步芳那么狠，但也绝不会手软。
他最敏感的历史污点，是对红军的堵截。
1935年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，马鸿宾奉命率第三十五师在陇东一带设防堵截。
1936年，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，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展开殊死搏斗。那场惨烈的战役中，马步芳的部队是主凶，马鸿宾所部虽未直接参与河西的大规模围攻，但也奉命在侧翼配合拦截。
马鸿宾对红军的态度很复杂——他听南京的命令，但又不想跟红军拼命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自己的部队是杂牌军，不是蒋介石的嫡系，老本拼光了蒋介石不会给他补充一兵一卒，所以他的策略是：能挡则挡，挡不住就放。
有一次，红军一部从马鸿宾的防区边缘穿过，部下力主追击，他摆摆手说："红军要去陕北找毛泽东，咱们拦他干什么？让道。"
这种"出工不出力"的态度，在当时西北诸马中并不多见。相比之下，马步芳对西路军是赶尽杀绝，光是俘虏就残杀了三千多人，连伤员都不放过。战争结束后，河西走廊的农民在田地里还能挖出累累白骨。这就是马步芳与马鸿宾的区别——一个把人命当草芥，一个至少还知道子弹不是随便放的。
说到这里，现在该说说马步芳了。
他比马鸿宾小十九岁，论辈分是晚辈，但论起残暴和荒淫，整个民国军阀里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。
马步芳的爷爷马海晏是马占鳌的部将，父亲马麒是青海马家军的真正开创者。马麒死后，马步芳先逼走了自己的亲叔叔马麟，把青海的军政大权一口吞下，从此，青海成了他的私人王国。
他在西宁修建了一座占地极广的官邸，人称"馨庐"，老百姓私下叫它"土皇宫"，在这个"土皇宫"里，马步芳过的是所有古代暴君都难以想象的生活。
他公然宣称"生我、我生者外无不奸"，这句话流传之广，早已成为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军阀语录之一。被他玷污的女性不计其数——有部下军官的妻女，有他家族的侄女、外甥女，有从民间强抢来的良家妇女，甚至包括他儿子的家庭女教师。
他的私生子有多少，连他自己都数不清。青海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"有女的马步芳就抢，是值钱的马家军就拿。"这不是夸张的文学修辞，而是当时千千万万青海人切身的恐怖记忆。
更令人发指的是，马步芳的暴行不仅是个人行为，而且形成了一套制度。
据史料记载，他要求青海各地的保甲长定期向他报告谁家有美貌女子，如果隐瞒不报，保甲长全家遭殃。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他，甚至把送女人当成晋升的阶梯。
有一次，西宁一个商人因为女儿被马步芳看中而拒绝交人，第二天全家七口人就"失踪"了。这样的惨剧在青海不知发生了多少，对比之下，马鸿宾那个"马善人"的绰号，就显得格外有分量。
如果说马步芳是纯粹的恶，那马鸿逵就是精明的坏。
马鸿逵在宁夏当了十七年的省主席，把宁夏一百万人经营成了自己私家的农庄。他垄断了宁夏的食盐、皮毛、鸦片贸易，自设银行发行货币，税收征到了十年以后，连老百姓生孩子都要交"出生税"。
同时他又很会搞政绩工程，修路、办学、植树，对外宣传自己是"建设宁夏的功臣"，他给自己盖了一座占地数百亩的"马公馆"，里面亭台楼阁一应俱全，养着五六房妻妾，光是厨师就有十几个。
他的人生信条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概括："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马少云既为食又为财。"
历史的转折点，出现在1949年。
这一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，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西北。8月26日，兰州解放，马步芳的精锐部队灰飞烟灭。
消息传到宁夏，马鸿逵如坐针毡，他知道自己跟共产党结的仇太深——当年在宁夏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，他心里有本账。
解放军迟早要打进宁夏，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跑。8月底，他把宁夏的军政大权甩给了儿子马敦静，自己开始暗中做准备。他到底带走了多少黄金？据后来台湾方面披露的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，马鸿逵从宁夏出逃时，随身携带的黄金至少有七吨半，装了几十个大木箱，用军用卡车秘密运到机场，再空运到重庆。
七吨半黄金是什么概念？按当时的市值，大约相当于七百万银元，足以养活一个省的军队好几年。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、古玩、名贵药材，光是装运就动用了上百人力。
马鸿逵的机要秘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："主席把能搬走的值钱东西全搬走了，连省政府大礼堂的铜门把手都卸下来装进了箱子。"
马步芳跑得更早。
兰州战役打响之前，他就包好了金银细软。8月中旬，他带着家眷和亲信，分乘数辆汽车逃离西宁，经张掖、酒泉一路西行，最终从敦煌出境。
他逃跑时的慌乱，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——他连自己最心爱的"馨庐"都没来得及收拾，西宁解放后，解放军在"馨庐"里搜出了大量来不及带走的金银珠宝、鸦片烟膏和大量女性衣物首饰，那些都是被他糟蹋过的女人留下的。
马步芳先逃到香港，后来又转赴埃及，最后定居沙特阿拉伯。他在麦加附近买了一栋大宅子，对外自称"虔诚的穆斯林"，每天做礼拜，但沙特的华人圈子里都知道，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青海杀人不眨眼的"马阎王"。
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马鸿逵跑来找到了马鸿宾。
马鸿逵的原话是："子寅兄，共产党来了不会放过咱们马家的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"马鸿宾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："少云，你先走，我老了，不想动了。"这个回答看似平淡，但背后有千钧之重。
马鸿宾不是不想跑，他是想得更深了一层——跑？往哪跑？马步芳有钱有势，跑到中东还有教门的关系；马鸿逵有七吨半黄金，到哪儿都饿不死。他马鸿宾有什么？他手里只有一个八十一军，军饷靠的是地方赋税，不是他私人的家产。
他这些年当官，确实算不上贪污——"马善人"这个外号虽然未必准确，但他跟马鸿逵那种刮地三尺的敛财做派确实不一样。他跑出去，靠什么活？
兰州解放后，马鸿宾没有留在宁夏傻等，而是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——他去了绥远，找到了正在那里组织董其武部队起义的傅作义和邓宝珊。
傅作义是他在绥西抗战时的老战友，两人私交甚笃。邓宝珊是西北军的老将，跟共产党的关系向来不错。
马鸿宾这次来找他们，是真心来请教出路的。
见到傅作义，他开门见山就说："宜生兄，我老了，打了半辈子仗，不想再打了。宁夏能不能也走北平的路子？"
傅作义和邓宝珊当场表示支持，并且告诉他，中央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"既往不咎"。马鸿宾当场就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代为转告周恩来："八十一军将就地起义。"这句话，算是马鸿宾在历史天平上投下的最后一块砝码。
从绥远回到宁夏后，马鸿宾开始紧锣密鼓地做两件事。
第一件事，是联络自己的儿子马惇靖。马惇靖当时是八十一军军长，部队驻扎在中宁一带，是马鸿宾手里唯一拿得出手的武装力量。马鸿宾把儿子叫到跟前，把在绥远见傅作义的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，最后说了一句话："咱们这支部队，从你爷爷那辈传下来，死了多少弟兄才走到今天。我不能让这些弟兄为了一场打不赢的仗白白送命。"马惇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头了，但他担心手下的军官们不同意——八十一军虽是马鸿宾的子弟兵，但里面也有不少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老军官。马鸿宾说："你只管谈，剩下的事我来办。"
1949年9月19日，中宁县城。
六十五岁的马鸿宾以八十一军实际统帅的身份，指示儿子马惇靖与解放军十九兵团代表曾思玉在《和平解决协定》上签字，八十一军正式宣布起义，接受解放军改编。
四天后的9月23日，马鸿宾又出面做了一件更难的事——劝降。
马鸿逵留在宁夏的儿子马敦静和那些旧部将领，对起义一事充满抵触，有人说"宁死不降"。马鸿宾在银川"五亩宅"召集了一帮人开会，苦口婆心地劝："少云已经走了，老二躲着不见我，打是打不出名堂的。"
但马鸿逵的人并不买他的账，有人当面顶撞说："我们自己会给解放军缴枪，用不着他管！"马鸿宾只得叹口气，不再多言，先把自己的部队稳住再说。最终，在马鸿宾的推动下，宁夏全境和平解放。解放军十九兵团渡过黄河进入银川时，是马鸿宾调集了四十多辆大卡车，亲自安排到仁存渡口去接的人。
同样面对时代巨变，三匹马的三条路，折射的是三种活法。
马步芳的路，是恶贯满盈之后的仓皇出逃，他带走金银无数，留下的却是整个青海被他糟蹋过的土地和人民。他晚年住在沙特吉达的海滨别墅里，表面上是虔诚的穆斯林富家翁，实际上连他身边的亲信都在暗中争夺他的财产。他的儿子马继援先他而亡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晚景凄凉。1975年，马步芳死在沙特，终年七十二岁。据说他临死前想吃一碗家乡的牛肉面，身边没有人做得出来。
马鸿逵的晚年，是另一种悲剧。他在台湾被马步芳父子反咬一口，说他该为西北败局负责，"监察院"弹劾他弃城逃跑，吓得他赶紧逃往美国。在洛杉矶，他在郊区买了一座农场，改名"少云农场"，试图在异国的土地上过一把"宁夏王"的瘾。
但他的家事比国事更让他头疼——五房妻妾争风吃醋，儿孙为财产分配问题闹得不可开交，好几个子女在法庭上对簿公堂。他的身体也在急剧恶化，糖尿病、心脏病缠身，常年卧床。他死前对身边的人念叨："我想回宁夏去，把我的骨头埋在贺兰山下。"1970年1月，马鸿逵在洛杉矶病逝，终年七十八岁，他的骨灰最终没能回到贺兰山。
而马鸿宾，这个在三个人里实力最弱、名声最"憨"的人，却走了一条最踏实的路。
起义后，他担任了银川市军管会副主任，后来又历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甘肃省副省长，还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、国防委员会委员。
1956年，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，这块勋章的授予对象是在解放战争中有重大贡献的起义将领，马鸿宾拿得理直气壮。
他晚年住在兰州贡元巷一座青砖灰瓦的老宅里，深居简出，庭院里种了几棵枣树和一架葡萄，夏天在葡萄架下喝茶看报，冬天围着铁炉子烤馍馍。
他偶尔出门散步，老街坊见了还是叫他一声"马老汉"，他也笑着点头。
1960年10月21日，马鸿宾在兰州病逝，终年七十六岁。他死的时候，窗外是黄河的涛声，枕边是甘肃的黄土。这跟马步芳客死沙特黄沙中、马鸿逵死在美国养老院里的景象，形成了无声的对比。
三匹从河州黄土地上跑出来的马，一个消失在沙特的荒漠，一个死在洛杉矶的病床上，只有一个留在了黄河边，被写进了这片土地的和平史。
人常说"识时务者为俊杰"，好像马鸿宾不过就是选对了站队。但你仔细想想，他从年轻当镇守使时对百姓的秋毫无犯，到抗战时在绥西跟日本人拼命，再到最后关头选择和平起义——每一步都不是投机取巧的人能做到的。
他不是什么特别聪明的人，他只是比那两个人多了一点东西：多了一点良心，多了一点底线，多了一点对这片黄土地和老百姓的不忍。
这点不忍，最终成全了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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